誠的詩學

 

●誠的詩學

廖育正

  

這是一套「誠」的詩學，透過黃粱詩而彰顯。《中庸》言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、「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」。君子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以塑造自我並推動社會。然而在現代詩虛張聲勢的流行裡，書名君子，乍看太過懷舊，其實宣告了一種轉向的大自信。黃粱回歸詩之「誠」，試圖以至誠的言語貫通天人，讓人心、詩心、天心相互朗現，這是他的詩學與眾不同的根本原因。

 

黃粱不只是寫詩的人，他的存在，即表明一種詩學態度的存在：詩品即人品。相信詩藝的品狀，必趨同於人格品狀。詩是文明的核心，是人文精神的永遠前引，也是最深層的自我教育。在黃粱那裡，「詩」凌駕於文字技巧或議題布置，不是標榜自我的社交遊戲，不是出題與解謎，無庸修辭結構的標新立異。詩必須整全身心，發乎至誠，始能經營。在這樣的觀點下，「詩」甚至超出文類，成為人溝通天地的唯一可能。

 

對黃粱來說，詩總牽涉到生命向度──隨著人的成長、墮落、衰老，而展現出的生命狀態與境界；經營為作品，則成就作品的狀態與境界。所謂「詩」，包含了「生命狀態」與「作品狀態」交會、互滲的總體過程。因此，詩必然嚴肅。並非不苟言笑的嚴肅，而是攸關生死的精神賭注。這意味著詩的鑑賞關鍵在於心靈奧義與精神氣場。在真詩中，智性與渾沌乃可相互辨識。因而真正的詩往往暗示了一套世界觀。人如器，如琴，詩則有音色。聽詩觀詩，可覺察一個詩人的身心靈全體。

 

黃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，往往用語雅緻，基調冷冽，帶著少許的古意。時常指涉存有的整體，或者愛與死的試煉與變奏，多收入《瀝青與蜂蜜》(1998)。如他將愛情喻為黥面，愛就是永生的印記，盲聾又何妨，因為「愛過即是黥面唱出了歌」。那「血色黃昏」神秘而殘忍，晝夜交替燦爛而愛情短暫，終將沒入黑暗。就詩的語調而言，在部分作品裡，黃粱試著模糊敘述者和外在世界的界線，不以過度的我執操縱於存有之上，敘述主體適度的隱匿，大抵源於道與禪的藝境。如他寫菊，一念三千，具象為一念四十九菊花瓣。念與念之間的轉化也是念，一念淡泊出世，一念愛憎苟合，無窮無盡念念相依即生之實況。除了虛靜以外，他的詩也勇於進入歷史糾結，如《小敘述：二二八个銃籽》(2013)等作，讀之令人備感沉哀。

 

《君子書》裡相當動人的部分是懷人，那是浪蕩人子的還債紀。出乎至誠的詩句，有不捨，有回憶，有悲痛，有遺憾。年少不羈的人子，過了一段自我追尋的放浪歲月，源於直覺衝動而逃離原生家庭，直到父親躺入棺材才回來。多年後他照顧衰老的母親，盡孝盡心，看見「沒有皺紋的詩篇寫在媽媽臉上╱枯萎之後滿室馨香」。以及為一代巨匠葉世強，和琴士莊洗送行之書，皆是生死真詩。浪蕩人子看似瀟灑，但最放不下的還是這些包容他浪蕩的恩人。長久庇蔭的屋瓦終會傾圮，人子繼續獨行於天地，徒留傷逝和追悔。到底是什麼型塑了詩人的心靈，決定了生命的走向？又是什麼使人慈悲，願意不計回報，不計代價地包容善待一位無名少年呢？人子欠恩太多，時移事往，只能深自感懷，以詩相還。

 

「相對于老，我現在猶然少年╱視死更衣，病酒為樂╱萬壽菊枯萎在眼前╱一萬個閃念霹靂雷電」。詩人總是年輕，即使年歲老大，心態猶然少年，看待死亡也只是一件即將換上的衣服而已。年輕是一種永遠朝向未來的心情，一種展開新鮮局面，拒絕完成的可能性，萬念齊作，甚至到手的成就也可以輕鬆拋棄。一秉真誠，面向未知，堅守心中正義，看重原則，這是詩人永不變的性格或自我承諾。

 

在中文傳統裡，知音幾乎等同生命的禮讚，有志者覓得知音，即可忘卻潦倒。黃粱既尋求知音，也成為許多詩人和藝術家的知音，從他撰寫詩史，編輯詩叢，策劃藝展皆可見一斑。作為一位廣博深刻的詩評家，他的每次出手皆壯舉：編輯兩大套「大陸先鋒詩叢」(1999, 2009)，蒐羅中國當代先鋒詩人十九家，並一一撰寫深度評論；更寫出偉作《百年新詩1917-2017》(2020)，視野遼闊，詩思精深。他根植臺灣，放眼古今中外，唯對淺薄作態的作品不屑一談。這樣的君子不僅孤高，根本是反世道而行；但他的逆反不是背叛，而是返回一種真樸的人文體性。他堅定關注詩的本質，唯一的價值判準就是詩心。他認為詩人的真正成就無關權力位置、媒體聲量等外在因素，而完全取決於詩歌本身的高度與深度，這使他的詩評論大異於學院著述，創見豐碩十分可觀。

 

黃粱欲以古典話語對白話文進行淘洗，懷著寓開新於復古之情，對中文傳統進行縱的繼承，企圖融通文言白話和方言。不論那樣的嘗試是否成功，這上溯文化源流的意向總是深刻的。我們的語言不會毫無來歷，我們的意識也不太可能全然懸空於語言和歷史。黃粱深契於古典情性，同時懷著臺灣本土的堅定意識，拒絕參與現代性耗費掏空的遊戲，面向傳統人文，接引廣闊的文化資源，此可見於《野鶴原》(2013)。他甚至自鑄格律，寫作雙聯詩體如《猛虎行》(2017)。凡此種種皆是文化體性的慎思明辨。

 

黃粱一秉誠的詩心，誠是至道，是至神，是形上之理，更是人世的總原則。唯有在誠的精神朗照下，詩才有合宜的定位。他對詩的一往情深與義無反顧，充盈了君子一詞的涵義：不學詩，無以立，若要學詩，則必須交付全副性命。由此，詩與君子合而為一。這是他以生命活出的真姿態。我會這樣看此書：君子應當作動詞。誠是詩藝的必要條件。而詩是人真正的哲學。